1960年代，沉迷摇滚乐，身着色彩张扬服饰的嬉皮士们把浑身使不完的力气花在了农业上。他们不信任工业体系与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农药、除草剂与环境破坏的代名词——并探索自己种植蔬菜的办法，不作工业化的同谋。
美国最大的有机超市Whole Foods创始人John Mackey也是其中一员。他开设的第一家门店吸引来厌恶连锁超市的嬉皮士们。第一家Whole Foods甚至不出售肉类、糖与咖啡。如今Whole Foods已经成为有机农业的代名词，向美国市场兜售有机农产品——或者说一种概念。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工业运动延续至今，发展成了“有机农业”的概念。通俗来说，“有机农业”指代的是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物质，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
咨询公司欧睿的统计显示中国在2012到2016年间的有机食物消费量维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不知道“有机”这个词背后复杂的概念，但是无污染和添加的便是安全的。
在中国，也有不少年轻人，带着嬉皮士一般反传统精神和健康食材的追求意识，开始学习一件听起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事情，如何种田。曾经一度，“返乡青年”如同“创客”一般，成为创投圈内的一个流行词汇。
北京顺义龙湾屯镇柳庄户村，一家名为“小毛驴”的农场在2009年开始运营。创办人石嫣或许是第一批“返乡青年”。2008年，她结束在北京的博士学习之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的农场里当了半年农民，随后，她把CSA理念带到中国。
这个概念CSA理念（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指的是消费者采用预购的方式与生态农场订下一年或者数月的农产品，起源于1960年代的瑞士。目前在中国已经有大约1000家CSA农场。2012年，石嫣开出了第二家CSA模式经营的分享收获农场。而不少年轻人也将这些农场是为自己的试验田，学习CSA模式经营和有机概念。
在“小毛驴农场”出现的一年之前，中国爆发了今年来最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2008年，奶粉掺有三聚氰胺的惊天丑闻，摧毁了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这些农场的出现似乎是一场餐桌自救运动。
生活在成都的唐亮就转成来到北京小毛驴农场“学习”了两年。他之前一直在成都销售生物实验器材，但也是在有机浪潮及CSA理念的影响之下，打算自己也开一间CSA模式的农场。唐亮在成都郊区附近租了30亩地，主要种生姜，农产品主要卖给成都周边的零散用户。而唐亮农场的另一部分收入则来自开在有机农场里的餐厅，模式与“农家乐”相似。
这个家庭农场经营两三年后就进入了稳定运营的状态，80%收入来自销售农产品，20%来自农场自建的餐厅。后者类似于农家乐，不过你得自己采摘、自己做饭。尽管没有像管理一家公司那样去做财务管理，现在收入可以保证农场正常运作，家人也能过上还算不错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状态也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返乡种地。
位于浙江临安的太阳公社也是CSA模式的代表。这里的养猪场还被媒体称为中国最美的猪圈，这个猪圈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浩如设计，并带领村民用竹子搭建而成。太阳公社最开始为80户家庭提供定额的产品——包括了猪肉、大米、鸡蛋和蔬菜——这些家庭要为此预付25000/每年的会员费用。太阳公社还有自己的电商渠道。例如一个“周末有机”套餐售价360元，一只放养的走地鸡188元，价格与精品超市接近。
28岁的戴开行去年刚回重庆老家开荒了自家12亩地，买了600颗果树苗、十几只山羊，也做起了生态果园。他也去北京小毛驴农场实习过一年，知道社区支持农场的CSA理念，也了解大农场根据会员需求去种菜的玩法。不过他显然还没有太多经验，问起为什么选择中晚熟柑橘树时，他表示主要是从同乡那里问来的经验，而在重庆没人试过用有机的方式种晚熟柑橘，包括还没等来第一个柑橘丰产期的他自己。
从蔬菜到猪肉，各种主打有机的农场在中国涌现。在过去十年，光是北京周边就陆续出现了诸如小毛驴农场、凤凰有机公社、分享收获农场等提供不使用化肥农药的有机种植农场。
与此同时，有机产品的分销渠道的参与者正在变多，他们也大力宣传有机食物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组织相对灵活的农夫市集来说，从2010年起，全国各地强调有机生态的农夫市集开始出现。2012年，中国农夫市集的数量到达一个峰值。全国陆续有十余个一二线城市举办过自己的农夫市集。据专注报道有机行业的网站有机会显示，现在光北京的农夫市集就有15个。
这些农场都出现在相对高端的区域，为城市中接受有机概念的消费者，实践从“农田到餐桌”的概念。部分农夫市集出现在相对高端的消费区域，譬如精品购物中心的地下中庭，销售平均每公斤20元以上的日常蔬菜，200元一公斤的有机樱桃。
市场调研机构英敏特首席中国市场策略师Paul French曾表示，“有机食品消费的显著上升表明消费者(高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会抓住一切机会购买和消费有来自有信誉产地的产品，这样的产品能够追根溯源，了解原料生长过程和加工过程。并且用于出口，得到国外权威机构认可的食品，在消费者中也倍受欢迎。”
但独立有机农场的渠道，除了“散客”之外，却无法形成稳定的体系。这或许是这群返乡青年遇到的最大难题。
目前，尽管政府鼓励发展有机农业或者生态农业，小农场主还是没有相关的价格保护机制，和传统小农一样也面临产品滞销的可能。
对于高端超市CitySuper与Ole'而言，很显然，返乡青年农场的规模并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会选择与大型的有机农场合作。当然还有另一个可能便是独立有机餐厅，他们也是有机浪潮当中的重要角色。
晚于返乡青年，大众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风尚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的。有机餐厅Tribe创始人余敏告诉界面新闻，“三年多前，餐厅刚开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健康讲座，告诉消费者什么是有机。”和Green&Safe、悦食衡集这类有机餐厅一样，Tribe也会在餐厅零售一些有机食材。这些食材都会标上来自哪个农场。
但有机餐厅Tribe创始人余敏早期在调研农场中，也发现小型有机农场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是不稳定的。“和小农场合作，我们需要承担一部分物流成本。他们保障当季有货已经很不容易了。采购也要去了解哪个季节、哪个农场的西红柿更好。”她告诉界面新闻，“但大型有机农场也往往看不上我们餐厅量这么小的订单。另外，他们养殖的食材也更大众。我们做西餐用不上，比如一些特别的香料。”
不过独立有机农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让消费者对有机的真实性有了更多确信。
“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都比较敏感，能有一个专注解决这个问题的电商，我还是愿意去试一试的。但是他们自己声称符合某个标准，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确认。”强调卖原生态农产品的电商一米市集两周年活动上，一位被邀请参加活动的消费者说。
国家认监委在2014年在对有机产品进行认证真实性检查时发现，流通领域违规使用认证标识现象突出，认证真实性不符合率高达5.8%。其中，50%是因为认证证书超期使用。
2014年4月1日，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经过本轮修订，中国的有机产品监管制度变得更为严格。那些实力较弱的小农场将被挡在有机食品市场门外。在中国，有机认证很像金融市场的入场牌照。随着政策收紧，这一年中国有24个有机认证机构，认证费用超15万。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组织者之一常天乐认为，那些认证机构每年只检查递交申请的农场两次，对担心食品安全的消费者来说并不具有参考价值。
返乡青年们也开始探索如何建立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
太阳公社的创始人陈卫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邀请会员，从杭州驱车1.5小时到农场参观，并且在现场和农民聊天，似乎像是餐饮品牌开放后厨的方式那样，来确认这些产品是真的有机。他不会花钱去做有机认真，“我们的认证都是在农民的脸上”，太阳公社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宣传标语，并且把生产者的照片印在自己的包装上，增加一种信任感。
余敏会则把小农场的负责人请到Tribe餐厅里来和顾客交流。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线上农夫市集的一米市集也在公众号上讲起了返乡青年的励志创业故事，试图打动消费者。“到底是不是有机？你对这个事情有质疑，可以在互动活动中直接和农场负责人聊。”余敏说。
而全球也存在一部分消费者不信“有机”的标签。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虽然有机食物和传统食物一样健康和安全，但由于相信有机食物更健康，会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
不过在有机的概念真的被大众接受之前，唐亮不打算扩大自己的规模了。
投资人劝他扩大家庭农场规模前，他做了个数学题——30年后，在持续的城市化进展中，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就30多亩左右。他目前还不知道，真正愿意高价购买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还会不会继续增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