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80年祭：民族创伤与影像记忆

有的红线是不能跨的，有的底线是不能挑战的。
今天是2017年12月13日。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整整八十年前，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发生了一件至今仍留有创伤的惨案。
纪录片《南京1937》开头第一句话是：“在世界现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中国南京这样，惨遭异族军队的杀戮和蹂躏。就在这座城市陷落以后，这里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景象令世人为之震惊。”
事实上，无论是“南京”和“1937”的字样，还是开头的这段描述，都能让人立刻想到一个词——
南京大屠杀。
在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记忆里，有四个重要的日子节点：09月18日、07月07日、08月15日、09月02日，这四个日子分别意味着日军开始侵华、日军全面侵华、日本宣布投降和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纪念日，每逢这几个日子，大家都会有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浮现，是对整体的、是对全面的，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复杂情绪。但是每逢今天，今天这个日子所承载的，就只有一件事了——
三十多万人的生命。
就在12月10日凌晨两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1937年，管光镜在溧水东河沿边目睹日军飞机来袭轰炸，他躲在大石头下侥幸还生。南京沦陷后，他还多次目击日军在南京郊区屠杀当地无辜百姓。目前，登记在册幸存者已不足百人。而日本还没有为此道歉。
南京大屠杀之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记忆创伤，原因有三：一、它发生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二、日军残忍地杀害了三十多万人；三、被屠杀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中国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足足伤亡3500万以上，这其中包括了平顶山大屠杀、老黑沟大屠杀、凌县大屠杀、宁武县城大屠杀、粟柴坝大屠杀等等。如果要把这些惨案一一列出来，那可真是一天都数不清。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惨案被高度浓缩成了一个共同的记忆体，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在正迈入现代化世界的时候，日军却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地杀戮，更何况被杀的不只是士兵，还有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也因此，即便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争议，即便民众不清楚唐生智在南京守城战中所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即便民众不清楚中国政府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将日本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安全送出等事件，“南京大屠杀”依旧成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民众对抗日战争中所有惨案的最高集合体。
在兰晓龙编剧的《好家伙》里主角之一的时光问了这样一句话：“你真的不知道，南京在三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这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全剧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字样——而观众早已明了——事实上，在影像化的作品里，南京大屠杀一直是一个重要记忆。就算是抗日神剧，也没有哪一部敢开南京大屠杀的玩笑。而但凡在抗日战争中提到南京，大家也都立刻清楚说的是什么，不需要任何历史背景。
素来以独特的历史视角著称的导演张黎则正面拍摄过这一题材，2013年底，他带着《四十九日祭》出现在了观众面前，有不少观众在议论这次张黎会表达出什么样的想法，但张黎说：“（对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就是如实展现那一年冬天他们干了什么，而且到今天他们都不承认他们干了。他们在四十二天里面，虐杀了三十万平民，这能有什么新观点。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看剧的人脑子能记得有这么一事，因为日本人是以举国之力来销毁这个事情。”
不难感受到，张黎这段话中流露出的浓浓情感，尽管他一再强调这部剧没有什么观点上的创新，但切入视角依旧给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涉及一个新的思路。
正如张黎所说：“我们可以宽恕，但宽恕必须建立在对方承认历史的基础上，日本现在凭借国家的力量已经快把罪行抹没了，那些恳求日本谢罪然后我们宽恕的想法不能再有了，而且我不赞成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平民分开，在我看来，参与到战争中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行刑者。”
本剧每集开头都会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的反战宣言：“忘记大屠杀，等于第二次屠杀！”
其实，《四十九日祭》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原著曾被张艺谋改编成过同名电影。在叙述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南京大屠杀题材影视作品的变迁及其社会背景。
第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出现在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的1987年，那是由罗冠群导演的《屠城血证》。而这部影片的诞生背景，则要追溯到60年代。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高祖兴先生开始了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于1979年初出版了我国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直到1982年，日本的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震惊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年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就根据高祖兴的研究出品了黑白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并于次年开始着手筹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这种社会心理下，《屠城血证》诞生了。此外，1995年的两部影片《南京1937》和《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则都是为了庆祝抗争胜利50周年而出。
在这三部影片中，从艺术角度看并不十分高明，人物标签化、脸谱化，正派角色和反派角色对比鲜明，更多着墨于日军的残酷暴行，是正面表现屠杀惨状的影片。但人们并不曾因此而认为这些影片没有价值，相反的，恰恰因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形象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艺术建构接受得很容易。
步入本世纪初，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影视作品则走进了一个新的方向——反思与救赎。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上映的《五月八月》和《栖霞寺1937》，便讲述了新视角下国人对战争为什么会打成这样的思考和战乱中互相救助的国人的伟大精神。
换言之，从这两部作品开始，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只将镜头对准南京大屠杀本身，而是试图以南京大屠杀这一民族创伤为载体，构造出一个新的自我表达。从最终的成品上看，这两部电影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而随着新视角的不断突破，终于诞生了两部具有极大争议的相关作品。
其一是由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南京！南京！》于2009年上映，作为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相关电影，它在社会上引起的轩然大波足以再次证明那句话：“有的红线是不能跨的，有的底线是不能挑战的。”
在这部电影里，陆川自作聪明地将讲故事的视角从中国人置换成了日本人，这还不然，紧接着这个日本人角川正雄就会在南京场迷失，他以为只是攻占城市，结果没想到上峰要求屠城，在集体无意识下他参与了屠城，最终却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放走了两个中国人，最后开枪自尽。
而根据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东史郎回忆录《东史郎日记》，我们能看到，只有极少数的日军在战后反思了自己曾经犯下过的暴行，而在战争中、在南京，这群日军一个比一个残暴，他们拿着斩下的人头数开始比拼“百人斩”，他们以不停轮奸妇女为乐。张纯如记下过一个日本老兵的话：“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是一个女人；但当我们杀她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她当作是猪一样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陆川此举会引起舆论的极大反对自然不难理解。当日本还没有为侵华行为甚至南京大屠杀道歉时，陆川已经在电影里替日本人赎罪了。
相信陆川是想沿着《五月八月》和《栖霞寺1937》的路往下走，想把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作为背景，来阐述自己关于人性自我救赎的一套理论。但可惜的是，他动的是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
跨过了这条线，就很难让人原谅。因为原谅，我们也许就背叛了历史。
而晚于《南京！南京！》几年的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则同样置换了讲述人的视角，和2009年的《拉贝日记》一样，这两部电影都以外国人为主要视角。当用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日军的残暴行为时，便更具备了普世的价值意义。
因为早在张纯如写书之前，还有很多人压根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1937年冬的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连张纯如本人也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序言里说过：“在整个孩提时代，南京大屠杀一直代表着难以言表的邪恶，存在于我的脑海深处。但它却是抽象的，缺少与人有关的细节和人性的内涵，而且我也很难确定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历史。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去过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希望找到相关资料，增进我对大屠杀的了解，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是人类历史中最野蛮的行径之一，如我父母所坚持认为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写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用西方人视角来拍摄这样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则承担起了民间自我构建民族创伤影像的一环，联想到犹太民族经常致力于对纳粹屠犹的影像化描述，中国做得还是太少了。
而《金陵十三钗》备受争议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另一叙述主体：妓女。由于讲述了秦淮河上一群妓女为了维护学生们的贞操，最终舍身取义的故事，被一些人称之为“情色爱国主义”。这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谁，只要是从另一个角度动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都有可能会对一部分人的感情产生伤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关于南京的平民遭遇了什么、南京的老人遭遇了什么、南京的边缘人士遭遇了什么的描述，已经被搬上了影像。
当然，《金陵十三钗》并没有受到《南京！南京！》那么大的非议，原因也很简单，尽管大家可能对《金陵十三钗》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这部电影本身的定位并没有问题。
什么定位？
侵华日军是坏人。
没有政治派别的影响，没有意识形态的加成，只要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那么多侵华日军的暴行，即便是去政治化、去民族化、去艺术化后、依旧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侵华日军是坏人。
这就是最基本的大是大非，任何脱离这个大是大非去讨论的问题都不应该。
我们讨论问题应该是有理性思维的，但理性思考并不意味着没有感情。
我们不会将对侵华日军的仇恨转移到所有的日本人身上，那是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也不会简单地认为侵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只应该停留在那时，而不去追究现在日本政府是否道歉，那是机械教条主义。一个民族是由大大小小的人组成的，是由这个民族的过去衍变而成的，而它也会走向这个民族的未来，因此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分割。
从这个角度看，身为影像记忆的创作者，在进行影像创作尤其是动用到南京大屠杀这种题材时，一定要慎重，不能将它塑造成煽动民族仇恨的工具，更不能将它变成表达自己历史虚无主义的载体。
有这样一件事一直广为流传——
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参加南京大屠杀之后便被派往东南亚，后来这支部队一直北上，直到缅甸。而后远征军新编第38师占领新平洋，孙立人将军看着这批被俘的日军，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
此举大张民族之气，经常被人津津乐道。但在学术界关于孙立人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及此事，甚至有孙立人下令优待这些日军的记载。
这里无意去评判孙立人将军的行为，但这件事的编排确然反映了某种心理。
什么样的心理呢？我想当你看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时，一切就知道了。
它被称之为：哭墙。